世新大學九十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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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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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請於試卷(答案卷)內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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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撰寫一篇三百字以下的摘要簡述本文的論點。(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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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這篇文章的論點對於你所觀察到的台灣社會發展的現象和各種關於發展的論述可以有什麼啟示?(20%)(不限字數)
注意：請小心控制閱讀時間，盡量想辦法抓住文章的大要全貌，不要拘泥在你不清楚的詞彙字句上。
如果說經濟學是門憂鬱的科學，研究狩獵者與採集經濟，必定是他們先進的一個分支。我們的教科書，幾乎絕無例外地，競相倡說舊石器時代生活之艱辛，描繪出一大幅大難臨頭的畫面，飢餓的幽靈成群連番累幅的冊頁間高視闊步，使得讀者關心的不只是狩獵者之間如何維生，而竟至於免不了疑心：他們到底能不能算真的在過活了！據此一說，狩獵者的技能之落後，除了維持其生存外，使他們既無休歇且無爭論：逼使人人不停工作，甚至連「建立文化」的「閒暇」都沒有。同時，在經濟發展的教義裡，他們遵命定了充扮壞榜樣的角色：所謂「僅能維生的經濟」(subsistence
economy)的代表人物。
成見之為物，無疑是最頑強的東西；要想打破它，非有對立性的提法不可。因而當我對採獵經濟細加考察之下，就不得不稱之為「原初的豐略社會了」。這個提法，意外地引出了另一個有用卻出乎預期的結論。據一般性的了解，一個豐裕社會中，其全體成員之物質需求很容易得到滿足：肯定狩獵族群之豐裕也就是否定人類生存條件系一種命定的悲劇──人類有如服苦役的囚犯，自困在自身欲求之無窮與自身手段不足的永恒殊懸之中。
達到豐裕有兩個途徑，需求之「容易滿足」不是生產多些，就是希求少些。西方熟系的觀念─即嘎布利葉派的捉法(the
Galbraithean way)─中的種種預設，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特別合適的：它認為人們的需求大而無限，其手段雖可改善，但畢竟有窮；是故，手段與目標之間的差距得靠工業生產力來加以縮小，最起碼可臻於「急需品」豐富的地步。可是到達豐裕還有另外一個方式，這方式與西方的方式在前提上就不一樣，人類的物質需求有限而少，技術雖然不變卻就整體而言足供所需：用這個比較「準」的辦法，人們可享有無比富繞─以及較低的生活水準。
這是第二套法子，我相信正是描繪著狩獵的人們；據之，有助於解釋它們的一些較奇特的經濟行為。好比說，他們的「揮霍」─一種立即消費所有牲口的傾向。狩獵者不受市場性匱乏之糾纏，其經濟的動項比起我們來說，可能更一貫地以富足為據。「血腥的布爾喬亞空想家」迪•特洛西(Destult
deTracy)畢竟迫使馬克思首肯於他的觀察’：「在窮的國度里人們舒服」，而在富強的國家裡「他們一般都很可憐」。
本文提供論證之後，將於文莫談即採獵經濟真正的困難，在當前關於就石器貧窮的種種陳說中，沒有一個人真正的認識過那些困難。
1. 錯誤觀念的根源
一搬人類學關於狩獵經濟的一搬意見不外乎：「僅足以生存的經濟」，「除籍各書的場合外閒暇非常有限」，「無盡的追求食物」，
自然資源之「貧瘠且不可靠」，「缺乏一種經濟剩餘」，「來自對大多數人的最大耗能」……等等。茹赫斯科維奇(Herskovits)即說
澳大利西亞原住民即為經濟原最缺乏的典型例子……只有在最集約的應用上，生活才能
成為最可能。
又如斯蒂沃與發隆(steward and Faron) 在談到南美的狩獵者即寫道：
游牧的獵或採集者僅足以達到最起碼的生存需求，且常有不及的時候：他們的人口(每10至20方哩一人)即時反映。不停地移動追尋食物，他們顯然沒有任何餘暇從事任何作為生存之外的其他有意義的活動：就算是他們閑時可能產些東西，也少運輸的能力，對他們來說，適當的生產意味了身體的存在，因為他們及少有時間或物資方面的剩餘。
這類關於狩獵民族困基的背酬觀點並不限於人類學，它是歷史性的，且可朔源到人類學
運作其中的經濟脈裡，早自亞當•斯密的著作─或任何其他人的著作─這看法。說不定這正是新石器時代最先產生的重大偏見！
可是我們當前對採獵經濟類不敢恭維的意見，卻不必歸罪到新石器時代人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布爾喬亞的我族中心主義照樣可以把它造就。而現在的商業經濟─它的每一轉折都是「民生學」﹝人類學的經濟學(anthropological economics)﹞必須加以防範的陷阱─也會推理這種對狩獵生活黯然的結論。
辯說狩獵民族有豐裕的經濟，何時又絕對的貧窮，是不是真那麼似是而非呢?我們可不
要忘了，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不管有多麼豐厚的資源，卻將他們獻身於一種匱乏的主張─世界最豐裕的民族的第一個原則就是肯定經濟種種手段的不足！是故，一個經濟表面的物質著況似乎不是這種經濟所成就之事的有效措施，我們必須就經濟組織樣式有所討論。
「市場─工業」這一個體系，以一種獨特並無可比擬的方式設置了匱乏，一
但生產與分配通過價格的活動面得以安排，生計全仗收入人與支出之時，物質媒介不足以之虞就成了所有經濟活動明顯且可賴的起點了。企業主面對有限資本的選擇性投放，工人們則希望在僱用的酬給面上有選擇，消費者亦然。消費的本身無疑是雙重性的悲劇：以不足為始，而以剝奪而終。把國際性的分工擺在一塊，市場上充斥眩人眼目的種種產品：所有這些好東西都身手可及，卻不總能得而有之。更糟的是，在這消費者的「自由」選擇的把戲中，每一「得」同時也是一個「失」，因為每買一物就是放棄一些別的；那些放棄的，一般意識邊際系性地較不可欲，在一些特定情況下，可能是更為可欲的─卻沒法予得到的。
「勞碌一生」這句話似乎是特別為我們而籌造的；「匱乏」乃吾人經濟頒
下的敕令─是故也就成了我們經濟學的公備；匱乏之應用意味了在一定情況下，就可能的目標達到最大的滿足。而我們偏偏從這麼一個角度去回顧狩獵民族。既然作為一個現代人們的我們，具備了種種技術卻仍然沒法子隨心所欲，手執弱弓輕弩，半裸的原始人獵人又能有什麼機會呢?輕易地將他們應套上布爾喬亞的慾望和舊石器時代的工具，我們就貿然地判定了他們情況的無望。
然而，匱乏也者並非技術性手段的固有性質，它是手段與目的間的關係，
我們必須考慮一種經驗性可能；狩獵者以維持其生身之健在以事，而就此確定目標而言，他的弓箭是適當的工具。
可惜，人類學理論與民族志的應用中習有的痼疾及種種成見，何而排除這種
認識的可能。
人類學一執請向隅借予新石器時代經濟得分明的誇張對比來強狩獵的低
效。羅易(Lowie)空洞的認定：「狩獵者必定要比農耕及飼養者要辛苦工作得多，才能以維生」。在這一點上，特別是演化派的人類學，變於─甚至理論上有必要。非難性的老調。民族學及考古學家變成了新石器時代的革命家，在他們熱衷於他們的「革命」時，對舊(石器)的時代則不遺餘力的大加攻擊。當中包括了一些陳腐的醜聞。同時這也不是第一次，哲學家們將早先階段的人性貶出文化，而視之為自然的東西。布雷伍(Braidwood)寫道：「一個人終生追族野獸，殺了來吃，就從一個叢草莓移向另一叢，其生活時與野獸無異。」狩獵者由是受到了貶謫，人類學家遂放聲為新石器大躍進而高唱，而造就了普遍性的閑暇﹞……云云。
另外一個特別源於人類學對於舊石器時代之非議，來自於歐洲人對現存狩
獵者─如澳洲土著，如盧曼人(Bushmen)歐納(Ona)或鴉岡(Yahgan)─進行觀察時，他們自身所處的裡脈(context)。這個民族志的裡脈正好提供了一個產生幼稚看法的場合。現代採獵民族所遙遠且異色的(exotic)的環境，始歐洲人欲對之加以觀察，產生了(他們情勢作判斷最為不利的影響。澳洲或卡拉哈裡沙漠之不同於農業或歐洲人的日常經驗，對一個吾輩的觀察者視為經由生之源：「怎麼會有人可以在這樣的地方生存！」同時，加上狩獵民族變異驚人的食譜中包括了歐洲人討厭且認為不可吃的東西，他們這種地方小吃，遂一當作是他們餓得快要死了的證據。
我們應當多注意一下顧瑞爵士(Sir George Gtrey)，他在1830年代考察了西
德量貧窮的地區，他對當地百姓異常切近的注意，迫使他去反駁他同儕對這種經濟災厄所做的構想。為了暴露他們「對野外」著風習的普遍無知」顧瑞舉了一個例子，他進行考察的同儕斯特船長(Captain Sturt)遇見了一大群土著在採集大量的含羞草樹脂，他遂推論道：「這些不幸的活物，已經被推到最後的窮境，他們沒有辦法獲得其他的滋養，竟被迫收集這些分泌物」。殊不知，經顧瑞的考察後，這種樹脂只是當地人們偏好的食品。當節慶來到時，採集的場合同時促成大量人們的聚集，進一同紮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社交機會。他結論道：
一般而言，土著過得不壞：在一些地點，可能由於某些特殊的理由食物不足，如果這些情況發生，屆時人們會放棄這個區域……我只能說在他們的茅舍中，我總是找到豐富的供應。
在做這個樂觀評價的同時，顧瑞特別留心不將那些生活在歐洲城鎮中的困頓土著包含在內，這個例外是很有教育性的。他提示了民族學錯誤觀念的第二個根源：狩獵人們的人類學，大部分是對在別的民族管理下的「前野蠻人」的時空倒錯的研究，如顧瑞曾經說過的：對一個社會的屍體進行驗屍。
作為一個階段，食物的採集者是徙置的人口，他們代表了舊石器的遞奪公
權者，出沒在與這時代生產方式極為不類的畛域─一個歷史世代的避難所，─遠遠離開了文化邁進中心及其周延，以致於獲免於受到全球性文化演進之披彌所及；因為其特有的「貧困」，超出了其他進步經濟的利益與能力之外。進一步說，兩個多世紀以來，歐洲帝國主義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的干擾極為嚴重，其程度可以說已使得作為人類學的庫存貨的存貨的許多民族志評介，變成事實上屬於滲假了的文化贗品；如果今日的狩獵民族苦干地貧窮，其物資「貧窮而不可靠」，這是本土狀況的一個指標呢?─還是殖民主義迫害的指標？
2. 一種物質的豐滿
考慮到上述臆說中所謂採獵者們的貧窮，布盧曼人住在卡拉哈里沙漠而有
一種「物質的豐盛」─除食物與飲水外，最起碼在日常必需品方面─對我們來
說都成為一種驚奇：
當克孔(kung！)─已經在發生中了─他們才尖銳的感到缺乏所有的東西，而想要多得些？當他們站在陌生人間時，他們遂感到無來的自卑。然而，就他們本身生活與及用具而言，他們是避免於感受特質的壓力的……他們生活在一種物質的豐盛之中，因為他們使用的生活工具適應於他們四周取之不竭，且對任何人皆屬免費的資源……即今不然，也足夠維持人口的需要……（他們）由於手邊原料之富，而取代了對用具的依賴。克孔人不曾發展出長期庫藏的手段：沒有必要或需要求受到剩餘及重農品的負累，他們甚至不願每樣東西都帶一件；他們借他們沒有的東西。因為這麼寫意，他們既不貯藏也不累積除與個人社會地位有關之外的其他物件。
一般對採獵生產的分析都分做兩個部分：食物的生產（維持生存的部類
常被單獨加以處理；其餘的為非維持生存部類方面。我們此處於布盧曼所說的，一般地，也細節地關於從卡哈里至紐芬蘭的拉不拉多（Labrador）或迄於智力的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上的狩獵者，顧辛德(Gusinde)對壓圖的保告終提到他們之厭惡於擁有一件以上日常必須的同樣物件，他認為這是「一種自信的表現」；他寫道：「我們的火地島人，在獲取和製造器具之時都不花什麼大力氣。」
非維持生存的範圍方面，人們的需要一般地也易於獲得滿足，這種「物質
的豐滿」，部分由於生產上的輕易、技術的單純；部分由於財產制上的民主。分工方面也很單純；部分由於財產上的民主。分工方面也很單純，主要的是性別間的分工復再插上狩獵民族著名的分享所有的自由風習，所有人遂得以參與了他們所共同備有的長期豐足。
當然，「他們所備有」的那種「豐足」，同時也建立在客觀上較低的生活
水準之上。具重大意義的是，他們習慣中可消費物件的限額（以及消費者的歉意），都文化地社訂在一個中庸的定點。不少人衷心的認為，他們擁有的少數易製的物件，實係他們的真正備份。
對大多數狩獵者，這一種在非生存領域中不須滿盈的豐裕，是不辯自明
的，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他們滿足於那麼少的東西─如顧辛德所說，這是一種策略，一個原則，而不是一種壞運。
少要，少缺。可是狩獵者對物質的這麼沒有欲求，是不是因為他們自役
於一種「需量大數量的人們量大耗能」之食品追尋，而無時無力於提供他樣的舒適呢？一些民族學家的正詞恰恰相反：他們對食物之追尋的成效之大，教人們幾乎有一半的時間不知道要做什麼。另一方面，游動是成效大的條件之一：在有的情況下，游動多餘其他的情況：然不管多少，這種需要都足以令他們輕帶從業產得來的滿足。對狩獵的人，他的「財富」，說得不好聽，甄試一種累贅和負擔。在他們的生活條件下，如顧辛德個觀察所顯示，財貨可成為「難耐的重擔」，他擁有越多，越得帶著到處去。儘管某一些採集者確實擁有獨木舟或狗拉的雪橇；但他們大部份都要自己背載教自己舒服的所有物;是故他們紙保有可交他們舒服地帶來帶去的那些東西。
這種物質的需求的節制式制度化了的東西：它成為一種積極的文化，表現
在各形各式的經濟性安排上。活涅爾(Lloyd Warner)關於Murnign的報告中即指出了：可攜性乃當地的事務綱脈中一個決定性的價值，小東西一般都比大東西好。在最終的分析上，「物件相對運輸方便性」在對處置的決定上，超過了物件的相對匱乏性與所含的勞動價值。活涅爾寫道：「最終的價值是由動的自由性」。恰恰是一種「從對社會之游動產生妨礙的種種物件的負擔和責任之中，得到解脫的慾望」，使得他們「產業之心不高」且「無興趣發展技術性的配備」
我們可說狩獵者是「非經濟人」，最起碼就非生存性的物質面而言，他
們是任何一本「普通經濟學導論」第一頁上，不朽抵制式「燙畫人物」的反面形象。他們的需求很少，手段則(相對地)很多。是故，他們「比較不感到物質的壓力」，「沒有佔有之心」，表達了「產業意識的不發展」，是「完全無視於任何物質的逼迫」；呈現了一種對發展的技術性配備的「不感興趣」。
狩獵者與現世財貨的這種關係提出了清晰且重要的一點：自這經濟內部式也以觀，說他們的需要「受制」，欲求「被限」，甚至連財富是屬「有限」這些觀念都是不對的。這些說法預先就設定了一個「經濟人」，和一個對惡劣條件及力掙扎的獵人；最終，他必為一種貧困的文化之咒所壓服。那些詞句意味了對(事實上從來沒有發展過的)貪圖之心的克制，對一種從未存在的欲望的壓迫。所謂「經濟人」不過是布爾喬亞的一個構想─有如莫斯(Marcel Mauss)所說：「不是在吾人之後，而是在無人之前，有所謂的『道德人』」。受人和採集者並未勒制他們的「物質性的種種行動」，他們只是從來沒有將之塑造出一個體制來而已。我們席於認為採獵者是窮的，因為他們什麼都沒有；我們不如認為他們因為同樣的理由而是「自由」的。顧辛德告訴我們：「他們極端有限的物質所有，令他們從照料日常所需的種種雜務中擺脫，而能以享受生活。」
3.
生存經濟
當赫斯科維奇在1958年寫作「經濟人類學」之時，人類學的例行操演中，
慣將布盧曼人或澳洲原住民當作「經濟資源最為缺乏的典型例子」，「在其汲汲可危的處境下，只有對資源最集約的應用，生存才成為可能」。在今天，這種「典型」的認識可說被倒轉了過來─從來自他們的兩個族群的具體資料中得到了反證。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採獵民族工作得沒有我們多；他們對食物的追尋不但不是不斷的苦工，反而是閒歇性的，有極多的閑暇─每年每人在白天睡覺的總量比任何其他條件的社會都多。
澳大利亞方面的證據在早期的資料中曾相當具體的出現過。現在我們尤其
幸運地掌握了 1948年，美澳科學考察團在安恒蘭(Arnhem Land)收集到的量化
資料。1960年，這些驚人的材料出版了，他們引發了一世紀來澳洲記錄的重要
檢討；或許也將對更長時期的人類學思考有所修正。
單從安恒蘭的材料導出一般性或歷史性的推論，我們一定會有嚴垂的保留。不但是其理脈不夠純淨，研究時間太短，同時也因為某些現代狀況的某些因素─如金屬工具─可能將生產力提高到超過本土的水平：不然，人口的減少也可能相對的減輕了地方上食物資源的壓力。目前，我們暫時將這份證據當作是實驗性的，其可靠性有賴於其他民族志或其他歷史材料的旁證。
這些證據最明顯，直接的結論是人們並不努力工作：每人每天投獲取與準備實務的時間平均是四或五個小時，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持續工作。生存的追求是高度間歇性的；人們一時獲得夠用的，一時就停止進行工作。餘下極多的閑暇。顯然的，生存的活動有如其他部纇的生產，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具備特定，有限目標的經濟。採獵和採集的那些目標傾向於不規則地獲致與達成，是故工作樣式相應地不規則。
復次，採獵活動地三項為一般見解所意想不到的特點是：他們不但受到可
用人力與資源的節制，相反的，這些澳洲人似乎「短用」(underuse)他們客觀的經濟可能性。
這些群集中的任何一個，在任何情況下要增加一日採得實務的數量都是輕而易舉的。儘管對女人而言，尋找食物是每日皆然的工作，他們休息的機會極頻繁，並非以白晝所有的時間尋覓備食。男人們的採時則尤其間斷，如他們第一天獵獲大戰，他們第二天就休息……說不定他們非意識地將擴大食物供應力與須付出之努力互為衡量；也說不定他們是判斷了足夠的程度，一達目標，即停止工作。
接下來，第四點，這種經濟對人們在體力上的要求並不大：調查人員的日
記中指出他們都自以為度，只有一次一個獵人是「累壞了」。安衡蘭土著本身也並不認為他們生存的活動是為繁苛：他們顯然既不當那是可厭的差事而希圖儘早結束為上；也不認為是必要的惡而將它儘量後延。」
最後，安恒蘭的資料對著名的閒暇問題又提出了什麼樣的證據呢?看起來
採獵活動可達到超乎尋常的、自經濟性的打理中得到解脫。他們的閑暇可說是貨真價實的閑暇，用來休歇或睡覺；作為對工作的一個主要替換和互補性的轉移，就是睡覺。
除了用在一般社交、聊天、說閒話之類──大多在不同的活動的間隔中或
煮食之時──的時間外，白天的好幾個鐘頭也用來休息和睡覺。如果男人留在營地，他們通常平均在午飯後睡一到一個半小時；或者更長。……如果他們成天留在營內時，他們零星的小睡，大多在午後。女人們，當他們外出到休閒採集時，她們休息得比男人還頻繁。如果他們留在營內，她們也零星小睡，有時時間更長。
安恒蘭土著之未能「建立文化」，並非沒有時間，乃是因為「游手好
閒」。
對澳洲土著說得夠多了，至於被赫斯科維奇跟他們連上一塊ㄦ的布盧曼人，里依(Richard Lee)最近兩份完美的報告顯示了她們與德洲土著之間狀況完全
一樣。他發現，朵貝(Dobe)地區儘管雨量很少(6至10寸)，其「植物卻驚人地
豐富」。食物的來源「多變且充足」──尤其是能量極高的曼杰提栗(mangettinut)，多到每年上億萬顆，因為沒有人能採食，任在地上腐爛；他在報告中採食的時間長度與安恒蘭驚人地接近。
布盧曼人的數字顯示一個男人的勞動──狩獵與採集──可以瞻養四或五
個人。表面看來，布盧曼人的食物採集比法國迄今於二次大戰的農業更有效率，當時法國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農民瞻仰其餘的人口。不可否認，這個說法是誤導性的；然其令人詫異的程度則更甚：里依接觸到游動的布盧曼人中：61.3%(248人中的152人)是有效率的食物生產者，其餘的不是太年輕就是太老。是故，食物生產者與人口總數之比為3：5或2：3。不過這61%的人「工作時間佔36%，而其近40%的人則完全不工作！」，對每個成年人而言，等於每周一天半到兩天的工作。
同澳洲土著一樣，布盧曼人用於生存所於的大量時間都在閑適或消閑活動
中度過。我們再次觸及了舊石器時代節奏上的特點：做兩天，停一、二天；停的日子在營地裡漫散的打發過，儘管食物採集是主要的生產活動，里依寫道：「人們大部分的時間(一周中有四、五天)都花在別的事上，諸如在營內休息，或是拜訪其他的營地。」
就安恒蘭與布盧曼的例子獨立地看，它們對已確立的理論立場構成了即令非決定性，也是深具摧毀力的攻擊。事實上，安恒蘭考察的證據在澳洲其他區域即世界其他地方的採/獵人們中都得到了不少回響。在澳洲西南雨水充足地區情況更是清楚，當地土著們獲取食魚之充裕和輕易，使得1840年代維多利亞的一個牧場主(sequatter)寫道：「在我們這幫人來到教會他們抽煙之前，真不知道他們平常是怎麼打發他們的時間的。」抽煙最起碼解決了他們的經濟問題──沒有事可做：「那個成就是相當可觀的……事情進行得很順利，他們的閑時乃分成了兩個部分；燒他們的煙斗，或者向我討煙絲。」在新威爾斯東北，另一個老資格的移民賀濟金遜(Clement
Hodgkinson)就類似的情況做了非常相似的評論：「捕魚的幾分鐘的收穫就夠餵養整個部族」。「無可否認，東岸這一帶的黑人從來未曾如那些悲憫的作家筆下，所認為當然地那麼苦於食物的缺乏。」
以上我們提到對土著經濟樂觀的看法──如顧瑞所說：「在他們的茅舍總是發現豐足的給養」，而他所指的就包括了貧瘠的西澳──與安恒蘭考察的發現若合符節。顧瑞寫道──在人們不因天候惡劣而困載茅屋中之時──「兩、三個鐘頭他們就可獲得全天的食物，但他們平常都習慣於從一處懶散的遊蕩到另一處，一邊閑逛一邊懶懶的採集。」此外，在全澳洲深入與廣泛旅行的埃爾(Edward
Eyre)也說：「在這次大陸的幾乎每一個我到過之處，只要在歐洲人及他們的牧畜還未曾摧毀或限制土著們原初生活方式的地區，我發現土著們通常在三到四個小時內即可獲得足夠供一日所需的食物，完全沒有疲勞或操勞。」
回到非洲，哈札人(Hadza)長期來即具有不超過布盧曼人或澳洲土著每日工作時間同樣的經濟，他們住在依阿西湖(Lake
Eyasl)的四周各種動物與植物「驚人豐盛」的地區；他們似乎熱衷於「機會之遊戲」(games
of chance)基於「狩獵之機會」(chances of game)，特別在早季的漫漫白晝，他們大部分的時間在持續的賭博上，似乎為的就是盡力輸掉那些在狩獵大行動物時需用的金屬箭鏇。而事實上，許多成年男子，「都沒有準備也不急於狩獵大型野獸，即令他們手握必要的弓箭也沒有」，伍德布恩(Wocdburn)寫道：「只有很少的一部份人是活躍的大野獸獵人；儘管女人是比較有恆的工作者，她們的工作也都是閑散而沒有長時間勞作的。」雖然是這麼的漫不經心，且相單有限的經濟活動，哈機人「仍然可獲足夠的食物而不需過分的努力」，伍德布恩為他們生存必要的勞作提供了一個「概括的估計」：「以今年來說，恐怕平均一天只有兩個小時是花在獲取食物之上。」
有趣的是哈札人為了保持他們的閑暇，始終拒絕「新石器革命」。儘管他們四周都是蠻植者，他們直到最後仍拒絕農耕，「主要是因為那需要太多的苦工」；這一典類似於布盧曼人，後者對新石器體制的反應是「世界上有那麼多邦戈邦戈栗子，我們幹麻要耕作？」伍德布恩雖未明言卻給我們一個印象：哈札人實際比他們東非的機耕鄰居在維持生存上花費較少的能量，也花較少的時間。
獵人們對農耕的態度，將我們引進了他們與食物獲取之間存在的特殊關係之中；再次地，我們進到了他們經濟的內部領域，這個領域常常是主觀的且總是不易理解的。在這方面，狩獵民族似乎有益的加重我們理解的負擔，他們具備了那麼奇特的風習，遂授人以柄，成為即彈性的解釋：「他們不是笨蛋，就真的是無所可憂慮之處。」前一個解釋是基於他們的經濟條件惡劣的前題下，從他們的漫不經心，而作出的邏輯性推論；另一方面，如果生計容易，成功可期，人們的似然無思慮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波蘭尼(Karl
Polanyi)在談到市場經濟的獨特發展，其將匱乏制度化方面，說：我們「對食物信賴的動物性被阻礙了，而對餓死的赤裸恐怖則漫然四溢；所有人類文化的存在之欲緩和的，吾人被物質屈辱地役為奴隸的景象，遂再次有意的被加強了」。可惜的是，那是我們本身的問題，並不是他們──採獵人們的問題。我要強調的是，透過他們的自信我們才能理解看來奇怪的文化裝置；
而這種自信則是在普遍成功的經濟中非常合理的人性特質。關於獵人們經年自一營地到另一營地的游動，這種遷徙我們當作一種煩人得表徵，他們卻以一種姿意之情而行之；斯密士(Smyth)詳細述說了維多利亞區的原住民，沒有例外的是「懶散的旅行者，沒有什麼動機敦促他們加快他們的行動。」
在狩獵者與採集者中，他們經常表現出一種教人惱火的「缺乏先見」，這是一個更嚴重的課題。他們永遠針對現在，對翌日會怎麼樣，絲毫沒有「最起碼的考慮或擔心」。狩獵者似乎不願意節用物資，對必然前來的劫數缺乏有計劃的反應能力。他們反而採行一種知情的冷漠：那表現在其伴隨的兩種經濟取向之中。
第一、「揮霍」──一種將營中所有食物一下子吃光(即使在困難的時期)的傾向。勒朱尼(Lejeune)在談到蒙他那人(Montagnais)時說：「好像他們要獵的畜生是在廊中似的」。巴斯斗(Basedow)談到了澳洲原住民，其座右銘：「可以解釋為另朝有酒令朝醉：如此說來，一個土著傾向於一次吃光所有的給養，而不願慢慢一點點的吃。」勒朱尼本人甚至親見這種揮霍導致了災禍的來臨：
我告訴他們這是處理不當，最好保留大吃為來日之用，那麼他們就不會那麼受飢寒所逼了。他們則譏笑我，「明天」，他們說，明天我們會就獵獲的大吃一頓」是的，他們獲得的不過是寒與風。
有同情心的寫作者試圖將這種明顯的不切實際加以合理化。解釋到說不定他們是餓得頭腦不清楚了；他們之所以狼吞虎咽乃因為久不知肉味了──而他們自以為很快又會獵獲了。不然，就解釋說一個將他所有的給養請客吃掉，是遵從社會義務的反應，是遵行分享這一個重要規定。勒朱尼的經驗和這兩個解釋都不一致，因而提出了第三種解釋──蒙他那人自己的解釋：他們並不擔心明日會怎麼樣，因為就他們而言，明日帶來的是更多的一樣東西──「大吃一頓」。
另一個隨著而來的傾向可說是「揮霍」的相反面：不能夠收藏剩餘，建立倉儲。就許多的採獵者而言，似乎食品之庫藏並非有技術上的不可能，也不是他們未曾意識到這種可能。我們必須調查，在實際情況中有什麼因素使得他們不去嘗試。顧辛德問鴉圖人這個問題，答案則認為同樣的樂觀主義，庫藏會是「多餘的」：
因為整年過來，大海都以近年乎無邊的慷慨將各式的動植物供應狩獵的男人即採集的女人。……基本上，我們的火地島人知道他們不必為將來操心，是故，他們不囤積給養，年復一年他們都期待明日，沒有過慮……
顧辛德的解釋本身似乎不錯，但恐怕不足。一種更複雜或微妙的經濟考慮似乎在作用著。食物庫藏之有利與否當拿來與一定範圍地區內採集所得之報酬遞減相權衡。對獵人而言，減低一定地區贍養能力的無控制採獵傾向，是絕對需要避免發生的情況，也正恰恰是他們游動主要原因以及他們生產的基本條件。庫藏的潛在不利性恰恰在於屯積財富與流動能力兩者之中的矛盾，它將會把營地固定在一個天然食物資源很快就會枯竭的地區；累積的庫存所造成的游動不便，人們可能會因之受到比在不同之處狩獵少許、採集少許更大的損失，因為，大自然，可以說，從事了自己的庫藏──而大自然庫藏中食物之多樣性與豐富不但更為可欲，且是人力所收藏不了的。
4. 重新理解狩獵者與採獵者
明顯的，採獵經濟必須重新加以評價：評價其真正的成就和真正的限制。傳統知識的程序上的荒謬在於：自然物資的景況向經濟結構強以為解，從這一種生活的絕對貧乏中推論其絕對的困難。但是，文化的設置總無例外地是在大自然的相對待中創發辨證。雖不能逃避生態上的種種節制，文化卻否認了它們；是故，整個系統同時地表現了自然諸條件的印記，以及社會反應的原創性──體限於它的貧困，也體現了它的豐裕。
採獵經濟的踐行中(praxis)的真正困難何在？如果我們的例子有任何意義的話，那並不在於「勞動生產力的低落」，相反，這種經濟乃嚴重的苦於「報酬遞現象的切近」。自生存出發以擴及所屬的部類，起首的成功似乎僅足以產生使進一步努力的收益愈小的或然性。這說明了一定地區食物採集的典型曲線：一個中型的族群通常早晚會用罄營地附近周延的食物資源；在那之後還留下不走就只增加實際成本而減低實際報酬了──如人們決定愈行愈遠的追尋，成本就增加；如他們忍受缺乏的供應和近便較次的食物，實際的回收也就減低。解決的辦法，當然就是到別處去。是故採獵的首要決定性要件即：以游動維持生產的有利條件。
然而，這種游動──視情況而有了頻繁與距離之別──同時也將先天的報酬遞減性轉位到其他生產領域裏去：工具、衣著、器皿或飾物，其生產不管多容易，只要一成了負擔而非享受，製造它們及失去了意義；在可運輸性的邊際情況下，效益驟減。建構固定的房舍於是──因隨時要加以棄置──成了荒唐的事。職是之故，獵人們對物質福祉的概念，是為禁欲式的：只對最少的裝備感興趣，對小的東西比大的評價更高，不喜歡有兩件以上的同樣東西，等等。當什麼都要靠肩膀去擔的時候，生態的壓力遂以異常具體之勢而出現了：如果獵人的總生產短於其他的經濟，應該怪的是他們的游動，不是他們的生產力。
同樣的道理似乎可應用到說明採獵民族的人口節制上。人種「消於人口或物資」(debarassment)政策，在採獵民族一般人的層次作用著；以同樣的原因，也以同樣的方式。其方式可說是「冷血的」──受至於可運輸的邊際報酬遞減率，維持最少的必須性工具，去掉一切重覆等等──具體的也就是殺嬰，殺老，哺乳其的性禁制等等食物採集著名的風習。如果認為這種機制乃由於不能「負擔」更多的人口，這是一種假說大概是不錯的，但是所謂的「負擔」，指的是攜帶他們，而不是喂哺他們。這些人們要消除的──誠如獵人們時時悲傷地訴說──洽些不能有效游動，乃至妨礙家庭或營地游動的人們。獵人們被迫以處理東西的方式處理人，這種留下龍種的人口政策，有如他們禁欲的經濟，都是同一生態現象的反映。尤有進者，這種人口節制的策略，同時也是對付經濟上報酬遞減的較大範圍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地區的族群之容易受至於報酬遞減──或游動及分裂的壓力──在其人口數的大小(其他因素不變的話)。只要人們打算維持地方性生產的優勢，為社會或生理的穩定，他們的馬爾薩斯式實踐是令人不快地一以貫之的。現代的採獵者，在其極為惡劣的環境下，一年中大部分時間在極分散的小社群中生活。然而，這種人口活是毋寧說是生活得較好的代價，而非生產不足，赤貧的工資的結果。
採獵經濟實際上克服了它本身的所有弱點。周期的活動，人口與財富的節制等不但是經濟實踐上的必要，也是創造性的適應。恰恰在這種情況下，豐欲成為可能。游動與節制使得獵人們的目標處於他們手段所及範圍之內，是一種「不發展」的生場樣式，但因而高度地有效率；他們的生活並不如外人所認為的困難。在某些方面，這經濟反映了可怕的生態，然而也是對那生態的反制。
現時期民族志中關於狩獵者──特別是那些在最差的環境中者──的報告中一再提到，每個成年人每天用於食物生產的時間為三至五個小時；他們的工作時數和銀行家一樣；顯然低於現代工業的工人(包括工會組織保護下的工人)，所有這些工人無疑會極樂於接受這種每週21-35的工時！
傳統上認為採獵者除了單單存外少有閑暇，也是絕對沒有的事。這方面，人們習於用舊石器進化之不足為解，並進而對新石器產生的閑暇齊聲歡呼。事實上這傳統的公式只有顛倒了才是真的；工作的總數量（每人口的）隨著文化的演化而增，閑暇則隨之而減。
在認識到採獵乃一種豐欲的經濟時，我不否認某些獵人會有困難的時候。在伍德布恩的記錄中，他們有的人認為人之會餓死，甚至於飢餓超過一兩天以上，也是「不可思議的」事。但其他的──特別是在極邊遠荒僻地區四散的小群獵人們──是週期地暴露於限制他們的旅行或接近獵物的嚴酷天候之下的。他們有時很受罪──儘管可能只是部分人（特別是對不能游動的家庭產生較大的影響）而非整個社群受到影響。
儘管如此，就算是這些易受威脅的弱點，暫時姑且以處境最差的獵人作為比較，要證明貧困乃狩獵者的特徵仍然是極為困難的。以這個生活樣式言，食物之短缺並非象徵性的特質（不像其他經濟），我們斷不能因之將採獵者劃為一個階級或進化階段。羅易問道：
像畜牧者，他們的給養週期性受瘟疫所害──如十九世紀一些拉普（Ｌａｐｐ）族群，他們率自轉回去成為漁人──我們又怎麼說呢？至於原始農耕人民，開墾了土地卻無能收穫，用盡了地力而去就另一個地方，同時受旱、蟲災的威脅又怎麼呢？難道他們比起採獵民族來說，對自然條件而生的災厄有更大的掌握嗎？
同理，最最重要的，我們今天的世界又怎麼樣？全人類的一半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每晚以飢腹入眠。在舊石器時代，這個比例必定小得多。我們現在才是空前的飢餓時代，今日，在這個偉大的技術能力的時代，飢餓成了一個建制。再把一個可敬的公式顛倒過來：飢餓的總量相對地也絕對與文化演進齊增。
這麼一個困難局面恰恰是我論旨的中心：採獵者在環境的勢力下，採行了一種客觀地較低的生活水準；但就他們的目標而言，配上他們適當的生產手段，所有人的物質願望通常能容易地獲得滿足。職是之故，經濟的演化產生了兩個相矛盾的動向：增富的同時貧化，對自然界的佔有伴以對人的剝奪。進步的側面當然是科技：它以多樣的方式被加以宣傳──「為需要服務」的財貨與勞務在數量上的增加；被馴服的能源之文化服務的數量增加；生產力的增加，分工的增加；從環境對人的控制中解脫的增加。這最所後一項，對某些觀念持有者而言，於是最早階段技藝進步的了解特別有意義。他們認為農業不但將社會提升到自然食物資料的分配上；它使得新石器社群得以維持高度的社會秩序；在其中，人類存在的種種需要因而與自然的秩序相脫離。某些季節有足夠的食品收穫了，以便再無任何食物生長時維持人們的生活，這一切所導致的社會生活穩定性是物質增殖的關鍵；文化自是從一個勝利躍向另一個勝利；以至於證明他能在外太空養人──甚至於重力和氧氣都是天然所無的。
恰恰在這個同時，在世界某處的市場上，有人飢餓而死。這也是種種科技的，也是種種結構演化成果。哪些結構是政治的也是經濟的，事關詮釋也關產業。他們在一個社群中發展，而今則發展於社會之間。無疑，這些結構都是技術發展的功能性與必要組織；但在幫忙了增加社區內部的財富同時，他們在財富上的分配上造成歧視，在生活了方式上造成分化。世界上最原始的人們擁有很少的物件，但他們並不窮。貧窮不是少數量的財貨，也不只是手段與目標間的關係；最根本的，貧窮是人與人間的一種關係。貧窮是一種社會地位。是故，它是文化的創造物，它是文明同生共長；同時，它是階級之間一種為人怨憤的區分。而更重要的，是一種朝貢式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使得農作的鄉民比起任何愛斯基摩人的冬季宿營，更易於受到自然災厄的威脅。
階級社會創造的貧窮問題，隨近代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加劇；進一步使得「匱乏」的意義在社會中成為主導，具普遍性。換言之，當文化達到了接近其物質的成就的最高頂點時，它遂為「不可能企及」的「無限需求」建立了神主牌位，奉之為神聖了。